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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萨德》为什么在1968年的欧洲如此流行?

作者:澳亚国际发布时间:2019-03-06 13:33

2018年5月,北京706空间的一群年轻人把德语剧作家彼得·魏斯的《马拉/萨德》搬上舞台。在1960年代的西方,这部作品是对激进革命这一主题最为重要的剧场论述。“五月风暴”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它的声音穿越时空,在当代中国发出余响。

1.

《马拉/萨德》舞台剧海报

《马拉/萨德》全名为《萨德侯爵导演,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的对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事件》。正如该剧标题所揭示的那样,这是一出结构复杂的戏中戏。剧中萨德侯爵以剧写史,将1793年7月13日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柯黛刺杀雅各宾派人民领袖马拉的历史事件形诸笔墨。这出戏由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的一群病人加以演绎。而操纵这一历史事件讲述权的萨德与剧中另一主人公马拉直接展开对话,就革命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据美国戏剧研究学者罗伯特·科亨报道,彼得·魏斯从1962年开始,对法国大革命中马拉遇刺的事件产生了兴趣,并对相关史料展开研究。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一幅扭曲的图像:马拉被妖魔化为一个嗜血的激进狂魔,而柯黛则是一个胸怀崇高的美貌处女。她手刃革命暴徒,救法兰西于水深火热。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度简化的叙述。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进行深入挖掘时,剧作家发现,他无法让那个外省修道院长大的无知少女夏洛·柯黛来与革命者马拉分庭抗礼,撑起戏中的反面角色。

为了寻找能与马拉形成足够戏剧张力的反派角色,彼得·魏斯的目光锁定了马拉的两个同时代人,一个是萨德侯爵,一个尼古拉·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这两位马拉的同时代人一度都被视为是革命的同路人,而且同样专注于色情文学的写作。经过一番斟酌,萨德最终成为剧作家的选择。马拉死后,萨德曾在其葬礼上致颂词。此外,萨德生命中最后的11年是在巴黎近郊的夏朗东精神病院度过的。写戏并且执导医院的病人进行演出,是他余生的消遣。这些史实给了剧作家足够的便利,让他透过萨德之眼去呈现马拉的形象。

经过这一番精巧的构思,革命和后革命在彼得·魏斯笔下呈现出复杂缠绕的面貌。尽管马拉遇刺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主线,但演出的主题却完全转变为萨德和马拉之间的思想冲突。他们围绕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展开激辩,这一辩论成了演出主题的核心。作为剧中主导的叙述者,萨德对马拉要求彻底解放普罗大众的革命信念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马拉躺在浴缸里,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毫不知情。他不时从写作和思考中抬起头来,将坚决消灭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的言辞抛向观众席中。

魏斯笔下的萨德是个意味深长的角色。历史上的萨德本是革命的同路人。波旁统治末期,他因在写作中质疑专制制度及其它原因而被投入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革命的巴黎人民从巴士底狱牢房里解救了身陷囹圄十年之久的萨德侯爵。大革命给萨德带来了身体的解放,消灭了他心中腐朽的贵族阶级。然而,当革命进一步走向深入,危及他在乡间的宅邸和产业时,他便不再能坦然接受。在之后的岁月里,萨德的处境极为尴尬。1974年罗伯斯庇尔遭处决之后,他因遭怀疑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再次关押。拿破仑上台后不久,他身陷夏朗东精神病院,最后终老于斯。了解萨德其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境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剧作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一人物时的思考与匠心。舞台上的萨德侯爵作为大时代的“第三种人”,表面上泰然自若,内心却难免困惑彷徨。他向困坐于浴缸中的马拉屡屡发难,咄咄逼人、声势凌厉,似乎仅凭他的言辞就能将后者的革命理想彻底摧毁。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时不时让雅克·鲁等大革命时代的遗孤粉墨登场。他们用一种狂暴的激情控诉底层遭受的剥夺和苦难,不经意间反倒印证了革命的道义合法性。这些“革命余孽”身上爆发出来的愤怒,让端坐在观众席里的夏朗东精神病院院长库米尔——这个复辟时代的权力掌握者和既得利益者——胆战心惊。彼得·魏斯笔下的萨德,态度激烈决绝,立场却难以自洽。他夹在激进和保守两端之间无从自处的尴尬情状,实在是值得玩味。

2.

彼得·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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